当前，产业园区已经成为各地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肩负着所在地区产业转型和城市化建设重要使命，园区间竞争日趋激烈，营商环境建设成为各园区竞争能力提升重要作用领域。园区长远发展不再限于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先行下的企业导入，更加贯穿为企业员工及与之相关联的家庭单元安居乐业的全方位、全周期保障。

2005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公共服务均等化概念，2021年《“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印发，进一步明确多元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和层次多样的生活服务供给重点，公共服务建设向体系更健全、内容更丰富、需求层次更高发展。但长期以来，所属地市出台的社区生活圈规划立足点通常是一般居民区，而较少就园区层面出台针对性的意见指导，园区公共服务常常因规划不适用或配置标准自由裁量而建设内容不符实际需求。基于此，本文结合对产业园区基本公共服务建设现状的了解，从可得性、可用性和可期性3个方面对其配置现状进行简要剖析，并据此提出相关提升建议。

问题分析

首先，园区公共服务资源获取路径不通，可得性受限。高等级服务设施可得性受限于对外联系便捷度。为了满足产业集中连片发展需要和最大限度降低生产对生活的影响，我国产业园区往往选址偏远郊区县，功能相对独立，人口集中有限，园区配套能级较低，业态多元化不足，高品质服务提供依附于中心城区，对交通配套完整度和系统性需求较大。然而，从实际来看，园区居民对外出行基本1.5小时起步、“单车—公交—地铁”换乘繁复现象仍然普遍，居民出行积极性大大受挫，高品质服务提供由此长期缺位。中低等级服务设施可得性受限于对内联系贯通度。相较于一般居住区生活圈，产业园区地域面积广、人口密度低，在以服务人口为主要依据的公共服务设施规划中，服务半径往往偏大，服务配套的使用紧密依赖于园区内部贯通的慢行系统。但是，从现状来看，目前多数园区内解决“最后3公里”的公共交通仍然未成体系。除此之外，目前我国产业园区道路断面一般较宽，车行为主特征显著，大断面道路划分下，区块之间联系度较弱，个性化出行方式的需求空间放大。

其次，园区公共服务资源使用过程中的满意度不高，可用性有限。设施可用性不强的原因集中表现为配置标准缩水。一是物理建设标准缩水。物理建设标准缩水较为显性，一般表现为实际建设面积如占地面积或建筑面积低于国家基本标准，或者体系化设施配置在个别等级存在缺配、漏配，以及在公共服务设施规划“重生活、轻生产”惯性思维下，生产区与生活区设施用地预留存在失衡，生产区设施推进相对滞后等。二是品质建设不达标。品质建设缩水相对隐性，但更为常见。主要表现为以设施为载体的服务内容提供单一、形式传统，缺乏吸引力，工人和民众满意度低，导致设施利用率和活动参与度不高等。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明确要求培养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和大国工匠，并将建设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作为重点工作之一。但是，尽管当前园区相关服务规划对产业工人全面发展新动态有所跟踪，但园区职教体系发展尚未能与新生代职场人职业能力全面提升意识加强以及园区争创全国乃至世界一流的建设目标同步。

第三，园区公共服务规划的前瞻性不够，可期空间局限。随着园区发展功能形态由单一功能区向产城融合区迈进，园区工人在家庭组织中扮演的角色权重通常在10年左右渐至峰值，家庭组织规模不断增大，家庭需求类型日益丰富，如子女高品质教育需求、老人医疗养老复合需求等。但是，从实际来看，多数园区教育领域仍然普遍存在青年教师难招引、教师群体整体活力不足、新理念和新手段缺乏应用的情况。与此同时，养老设施规划前瞻性相对不足，对园区养老群体的需求预估和分类粗糙，养老设施与医疗设施、教育设施建设的关联度不够，不同类型配套之间基于内生逻辑的关系体系尚未建立。

提升建议

做好园区公共服务设施底数梳理。一是民众基本需求梳理，定方向。综合运用线下问询、线上问卷、街头访谈、部门调研等多种需求获取组合工具，全面摸清不同职业、年龄、片区人群短中长期服务配套需求，深入挖掘民众需求分布规律和服务能力提升着力点。二是现状建设资源梳理，补短板。硬件设施建设方面，形成短板补缺挂图作战“一图一表”工作机制。首先，严格对标各级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国家、地方、行业标准，梳理形成园区设施缺口表格化清单；其次，基于设施短板清单，加强园区内部净地资源梳理和近期建设项目选址分析，编制公共服务预选址“一张图”。服务内容提升方面，紧跟国家关于基本公共服务建设最新要求，总结先进园区创新经验，加强成熟做法消化吸收和本地化试点推广。三是可拓展空间梳理，谋增量。以产城融合高级形态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为最终目标，充分借鉴苏州工业园区等配套设施建设经验，预留医院、学校、大型文化体育场馆改扩建空间，确保公共服务能力未来提升成本可控、服务能力提升长期可持续。

加强设施规划建设全市统筹。修订完善全市层面《城市规划管理标准与准则》，明确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基础分类、建设指导和推进时序，以更高层级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科学谋划，为园区产城融合全面展开搭好公共服务基础框架。强化公共服务设施相关规划（规定）法律权威，确保区县层面公共服务设施落地推进和违规调整令行禁止有规可循，严格保证上位规划片区落实不变样、不走形，全面保障规划预留用地按计划、分批次推进，逐步补齐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短板。

密切出行服务跨部门协作机制。增加园区多样化对外交通工具选择方面，首先是建立由园区主导、区内企业市场化参与的交通补贴专项资金，并联合公共交通运营机构探索新型利益共享机制，强化公交个性化、快速化、规范化管理，如定制长途快速公交等，大幅减少出行耗时，降低出行成本。其次是结合园区居民对外出行特点分析，进一步规范园区出租车候车点位布局，全面提升园区对外人口流动人车定点匹配度、出租车回城载客率和乘客候车时效，以点带面，形成常态化运营机制。强化园区内部交通可行性分析与现状优化方面，重点细化生活区道路等级，适度加大低等级道路在园区内部交通流线组织中的密度，优化降低高等级道路在园区内部穿行率。同时，在充分调研时下代步工具发展趋势基础上，超前探索活力慢行步道。

引入专业建设运营机构。充分调研园区各等级公共服务设施服务提供成本和收益，不同等级公共服务设施之间探索差异化运营机制，如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重点明确政府兜底责任，街道及以上公共服务设施试点推行BOT或ROT运营模式。委托代建的，可以通过明确设施内部公共服务建筑面积占比、功能业态配置和公益性质活动组织频次等，形成互促互进良好循环，提升服务供给品质。

加快公共服务数字化供给。全面推进园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聚力加强互联网医疗、养老和省市优质教育资源等新型在线服务业态等在园区层面延伸，拓宽园区高质量公共服务资源供给渠道，倍增园区管理的数字转型实践效果。充分利用信息化建设全面推进契机，建立园区公共服务供给基础数据库，制定“监测—评价—预警”全流程管理体系，加快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由管理向服务、由粗放向精细转变。另一方面，畅通民众、社会团体公共服务供给信息获取和使用意见反馈渠道，加强数字技术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的精准感知、识别和施策作用，提升园区公共服务供给均衡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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